两个被拐的孩子，是如何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落户的？这起拐卖案背后，仍有重重问题待解。

12月9日，孙海洋夫妇带着儿子孙卓自驾800多公里来到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在湖北老家经历短暂团聚后，他们把被拐14年的孙卓送回养父母家，继续上学。

孙卓和家人的重逢，与阳谷县另一被拐少年符建涛不无关系。今年9月，18岁的符建涛通过警方DNA比对成功认亲。他记得4岁被拐的经历，并指认出孙卓被拐时的监控视频中疑犯吴某龙正是其“三叔”。

在吴某龙老家，村民们对他印象很少，只知道他从小习武，没读过几年书，十几岁就去外地“看大门”，极少回老家。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吴某龙作案后一直生活在广东，并在当地入赘，育有一儿一女。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两个被吴某龙拐骗的少年的户籍地址都很蹊跷：孙卓的户口落在黑龙江某市；符建涛的户口落在聊城阳谷县牛吴村一户吴姓人家住址，户主已经去世十几年，没有后代，房屋早已成为一片废墟。该户主的一位亲戚告诉记者，已故户主不认识符建涛，更不知道符建涛的户口落在了017号。

两个被拐的孩子，是如何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落户的？这起拐卖案背后，仍有重重问题待解。

12月10日，清晨的牛吴村。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被拐走的两个男孩

2007年10月9日，在深圳一家商场当保安的吴某龙通过糖果和玩具车拐走了三岁半的孙卓。几天前，湖北人孙海洋和妻子来到深圳，在白石洲开起了一家包子店，他才把儿子孙卓接到身边上幼儿园没多久。

据央视新闻援引警方消息称，吴某龙发现，孙海洋的儿子孙卓经常独自一人在路边玩耍，于是就产生了拐卖孙卓的念头。

孙卓走失六天后，孙海洋从附近的监控视频中发现，穿白色衬衣黑色西裤的吴某龙身后跟着的，正是蹦蹦跳跳的孙卓，他们消失在路口左边的拐角。

两个多月后，彭冬英的孩子也被吴某龙盯上。彭冬英一家住在距离白石洲5.5公里的蛇口，小儿子符建涛就读于深圳市第四幼儿园，吴某龙经常牵一只小狗，引诱符建涛去逗小狗。

符建涛至今仍保留着4岁时的记忆：他从小喜欢小动物，吴某龙便牵了条小狗去和他套近乎。他记得吴某龙提出要带他去外面看更多的小狗，他同意了，由吴某龙背着自己翻出了墙外。

一位知情人告诉新京报记者，两个孩子从深圳被拐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山东聊城阳谷县，一前一后来到过吴某龙二哥吴某玉家。符建涛留在吴某玉家长大，孙卓被送到了国庄村国某立家。

国庄村是阳谷县下辖的另一个村，“国”在本地方言里读guī。国庄村盛产粉条，是一个有着100多年粉条生产历史的专业村，全村年产粉条120余万斤。国姓是个稀有姓氏，在国庄村却是大姓。

2017年，国某立一家买下村头两个相邻的门面，开了一家百货商店，生意普普通通，他们还会给周边餐馆配送消毒餐具。村里的老房子常年失修，杂草有一米多高，一家人常年在门面的二层小楼里居住。这些天，孙卓被找回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国某立家店铺也大门紧闭。

据一位村民介绍说，很多当地人都有过闯关东的历史，后来不少村民又回到了山东。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国某立的爷爷辈就去了黑龙江，国某立从小在东北长大，并和当地人结了婚，国庄村分土地，国某立又和妻子回到了国庄村里。

国某立和妻子李某霞先后生了两个女儿。没过几年，夫妻俩领回一个小男孩。那些年两口子经常外出，村民们以为是他们在外打工时生下的儿子，并没有多想。

在国庄村村民看来，国某立两口子对这个小儿子宠爱得有些过头，“要什么给什么。”一位村民说，国某立的二女儿仅比孙卓大一点，但家里好东西都尽着小儿子，国某立在街上买了什么好吃的，都只买给孙卓，“二闺女在一边看着”。

李某霞称，她当时并不知道孙卓是被拐卖的，只是听吴某龙说，是夫妻离异无人领养，她向新京报记者强调是“领养”。

符建涛留在了吴某玉家。对于这个小儿子的情况，吴家对外的表述也与孙卓类似。吴某玉所在村的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吴某龙最早把符建涛带回家时，对外宣称是自己离婚了，把儿子领回家了，由于二哥吴某玉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把符建涛过继给了吴某玉。符建涛改口称吴某龙为“三叔”，村民对这个说法并没有起疑。

12月9日，国某立家在村头开的百货用品店，大门紧闭。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人贩子”在外打工多年

据知情者描述，拐走孙卓和符建涛的吴某龙，发际线很高，面容精瘦，眼眶凹陷。

吴某龙并非本名，他的原名叫吴某山，没读过几年书，小时候练过武术。十几岁的时候，吴某龙就南下打工，村里人对他的印象很少，只知道他在外地“看大门”，“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个人。”

吴某龙的老家是一个东西走向的村落，距离阳谷县城十余公里。村里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一人能分到一亩多地。这些年，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越来越多人搬到了县城居住，村里逐渐“空心化”，只剩下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留守。

吴某龙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庄稼人，吴家一共三个兄弟，他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吴某明和二哥吴某玉。吴某明家有两个儿子，吴某玉家生了三个女儿。

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地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很多人认为家里一定要有儿子，没有儿子的家庭被认为是“绝户”，受到排挤和歧视。按照当地习俗，办丧事必须由男丁操办，如果家里没有儿子，“连守灵上坟都没人”。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当地农村对丧事很是看重，附近村里有老人过世十周年，家人仍会搭戏台子操办。

村里人说，吴某玉的三个女儿都已出嫁，他和妻子也常年在广东打工，“为了挣钱给孩子（符建涛）盖房子、寻媳妇”，只剩下一个耳背的老母亲和符建涛留守在家里。

知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背井离乡的吴某龙早年就住在深圳白石洲，他当过很多年保安，还在广东结了婚，入赘了当地一户人家，有了一儿一女。但他从来没有把妻子带回过山东老家，吴某龙的母亲至今没有见过这个儿媳妇，并且“吴某龙没有给家里拿过一分钱，也不负责赡养老人”。

今年“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对历年儿童失踪被拐案事件进行全面清理，专案组于今年9月至11月期间，先后发现并确认2名山东籍男子和1名湖北籍男子，系当年被拐的符某涛、孙某和杨某弟。

发现相关线索后，专案组迅速派员赴山东、湖北开展顺线追踪、破案解救工作。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基础上，公安机关成功将吴某龙等9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新京报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吴某龙落网之后供述坚称自己偷来小孩只是“送人”，并没有卖钱。据了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符建涛户籍地址牛吴村17号，是一所废弃多年的房屋。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落户地早已抛荒

两个被拐孩子是如何改名换姓成功上户，其中部分环节是否出现程序漏洞，相关人员是否涉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一系列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12月9日，阳谷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已于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对被拐孩子户口办理问题展开调查，初步查明：孙卓，即孙海洋之子，现用名为国某，户籍地在黑龙江某市。报道中涉及的另一名被拐儿童符建涛，现用姓名为吴某某，户籍地在本县。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凡涉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将严肃处理。

据孙海洋称，孙卓的户口落在了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县城，并且年龄被改小了两岁，今年实际年龄18岁的孙卓一直以为自己是16岁，他的学籍在山东，目前在阳谷当地一所高中读高一。孙海洋很想尽快将孙卓的户籍转到深圳，把儿子接到身边，但他现在还没有头绪，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符建涛的户籍信息则显示是在阳谷县牛吴村017-1号。然而新京报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到，符建涛此前从未在牛吴村生活过。

公开资料显示，牛吴村是阳谷县下辖的一个行政村，由牛庄和吴楼两个自然村组成村委会。牛庄和吴楼相连，牛庄的村民以张姓居多，吴楼的村民大多姓吴。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当地门牌号大多年久遗失，且当地村民的户籍地址号码大多为“0XX”格式，未发现有“0XX-X”格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一位户籍民警解释称，“-1”意味着原来的一户可能分成为多户，几户共用17号。

而更为蹊跷的是，符建涛落户的017号住宅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荒地。在一间废弃的住宅里，记者见到了一扇被丢在院落里的破败房门，拨开杂草枝蔓，上面挂着“吴楼村17号”的老旧门牌，据村民说，这里正是合并后的牛吴村017号。

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户民宅原是自己亲戚家的房子，户主姓吴，老两口已经去世十几年，如果他们还健在，应该有八九十岁的年纪了，夫妻俩膝下无儿无女，没人打理的房子也就荒废了。

该吴姓村民称，她和亡故的亲戚都不认识符建涛，也从未听过吴某玉和吴某龙，更不知道已经荒废的017号下还挂靠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户口。

牛吴村17号院里保留着老旧的门牌号，合并行政村之前这里叫做吴楼村。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牛吴村前任村书记张建忠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曾在12月8日晚接受当地公安机关询问户口事宜，公安机关出具了他任期内的盖着牛吴村村委会公章的落户介绍信让其辨认。他感到非常震惊疑惑，他说介绍信上的手写字并非自己的字迹，他也从来不知道这封介绍信的存在，“连稿纸都不是咱们村的稿纸。”

张建忠说，介绍信上盖的公章的确是牛吴村村委会的公章，平时公章归他和村里的老会计管理，如今老会计已经去世多年，但他很确定，“字迹也不是老会计的字迹。”

12月13日，针对此案，阳谷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正在调查中，具体内容暂不便透露。

符建涛的户口地址为何会出现在一个去世多年且绝户的人家，目前仍没有一个答案。

正在堵上的漏洞

具有多年打拐经验的志愿者上官正义介绍，对于被拐卖的来路不明的孩子，社会上流传着多种洗白身份的手段，从而让他们改名换姓拥有新的身份。以前最常见的就是买卖户口和出生证明。

上官正义举例说，贩卖户口就是某些非法中介人员和个别户籍管理人员“合作”，不需要提供任何证件和资料，只提供孩子的基本信息。很多买家之所以买孩子就是为了“传承香火”，因此，他们会让户籍管理人员寻找同姓的户主，将孩子的户口“挂靠”到其名下，但户主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名下多出一个孩子。

一位参与打拐多年的户籍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符建涛的户口落在一个从未生活过的村庄，属于典型的“空挂户”。所谓空挂户是上世纪90年代买卖户口的一个现象，有人花钱买城市户口，但在当地并没有住房和可以落户的地方，户籍管理人员就编一个虚假地址，将其户口落在那个地址上。

此外，出生医学证明往往也是拐卖链条上容易“失守”的一环。根据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新生儿出生后，申领的出生医学证明是孩子身份的唯一证明，且出生证是申报户籍的重要凭证。新京报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符建涛的出生医学证明系外省一家医院开具。

符建涛的户籍地址与当地村民的户籍地址对比。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上官正义说，非法中介拉拢医院内部人员“合作”贩卖出生证也是洗白方式之一，买家提供父母和孩子的基本信息，利用管理漏洞，医院为孩子提供出生证明，每份售价在几千至10万元不等，这其中既有公立医院，也有私营医院。

2016年，上官正义调查发现福建省有人购买孩子后凭借非法获得的出生证明上户，其中相当一部分出生证来自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共有4885份。该案十年未破，近日已由商丘市副市长牵头部署要求彻查。

一位多年从事户籍管理的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根据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新生儿出生落户需要向公安机关提交父母双方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以及出生医学证明，早些年管理不太严格，存在审核不严的情况。

至于孙卓的户口为何会落在黑龙江，前述户籍民警分析认为，这也许与孙卓“养父母”早年在黑龙江的经历有关，以前全国户籍没有联网，的确存在“收养”的父母有两个户口的情况，被拐来的孩子会被带到养父母另一个户口地落户。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则是，养父母的户口没有问题，他们通过购买户口或其他方式在异地非法上户。但随着全国户籍信息联网与公安内部整顿，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相当少见。

另一位南方某地的户籍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如今他所在的城市针对没有医学出生证明的孩子，比如弃养、收养的情况，需要民警实地走访，完成笔录。收养者和孩子拍照存档，对情况进行公告，并且还需要采血录入DNA数据库，从而杜绝非法上户口的情况。